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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

道术为改革裂——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学术和主义(中)

荣剑:国家主义在中国的有效性正在衰减,但它就像鸦片一般令高层和民间上瘾。最近中国与外部的紧张关系,将加剧国家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编者按】本文为独立学者荣剑与FT中文网编辑王昉围绕中国改革40年思想史的深度访谈的第二部分,重点探讨“国家主义”给中国同时带来的巨大的动能和沉重的隐患、中国在告别国家全能主义之后的社会性质、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对国家主义合法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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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主义是现在中国所有问题的总根源

FT中文网:在中国目前盛行的几大主义中,想请您重点谈谈国家主义。它是怎么酝酿发展成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的?

荣剑:国家主义是这个体制与生俱来的一个主义,极权主义都是国家主义。我在跟马国川的一个对话《国家主义还能走多远?》中,提出了无限国家主义(也叫绝对国家主义)和有限国家主义这对概念。所谓绝对国家主义,就是国家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国家把所有的社会资源都控制起来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体制,苏联原来的体制,都是绝对国家主义。国家不仅控制着物的生产,在中国做得更极端,连人口的生产也被计划了。

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到相对的或者有限的国家主义。90年代以来,国家(state)借助市场的力量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让执政党取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发展空间,积累了庞大的财富,掌握了巨大的资源。这涉及到我们对“中国模式”的一个基本判断:国家主义在“中国模式”里达到了历史上从没达到过的高度,它的发展动能,以及巨大效率,的确被充分开发了出来。

国家主义不是从新左演化而来,而是新左主动投靠到国家主义上去了。新左并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国家主义理论纲领,对于执政党来说,它也没有明确打出国家主义的旗帜,明确主张国家(state)至上。事实上,国家主义主要是一个制度安排,是一个国家全能控制系统,包括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及由国家主导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

张五常在2008年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时候,写了一本书——《中国的经济制度》,里面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县际竞争说。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来自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相竞争,就是说,中国经济源源不绝的动力来源于两个轮子,一个是市场化的轮子,另一个是政府的轮子,也就是各级政府间的充分竞争。举个例子,我今天接待了一位客人,他是一个县招商局的驻京办事处主任,主要工作就是招商引资。在欧洲,没有一个政府需要干这种活,只有中国的政府在干这个活,把招商引资作为一个主要的绩效考核指标。政府给这个年轻人的指标是,一年要完成3个亿的招商任务。当每一个县每一个市都在这么竞争,这个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多大?

但是,国家主义也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秦晖讲的“低人权”。在德国修一条公路,修了十年没修下来,我们五年可以把一个一个高铁干出来。到处都是强拆。所以说,国家主义能发挥巨大的动能,带来很高的效率,但也会产生严重的问题。这给全世界学者带来了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科斯教授原来是很欣赏张五常2008年的这本书的,给了很高的评价。但几年后,科斯与王宁合写的《变革中国》,提到了边缘革命的问题,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来源于四种边缘力量的推动,而不是政府主导的过程。后来我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了一篇书评,充分肯定了科斯教授提出的边缘革命论,并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我认为,执政党没有一套关于改革的设想,也没有关于改革的理论,只是改革走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批准了。因此,当时的改革其实是“实践突破理论”,而不是“理论引导实践”,邓小平应该是“总批准师”,而不是“总设计师”。

FT中文网: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仍然在“摸石头”,其实还没有为这40年的发展总结出一套理论?

荣剑:本来,通过40年的改革,我们是可以总结出一套理论的,比如对市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肯定。国家主义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动能,正是借助了市场的力量,但由此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主要就是权力和市场发生配置时,出现了权钱交换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长处在这个地方,它的弊端也在这个地方。

现在的中国政府,是全世界掌握资源最多的一个国家机器。它动员和开发资源的能力太厉害了。去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个演讲,题为《山重水复的中国》,里面我试图解释,共产党在大概率要崩溃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崩溃?“中国崩溃论”在西方流传很久了,2002年时章家敦就第一次讲中国即将崩溃,到2016年,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二号人物沈大伟又出来说,中国即将崩溃。当然沈大伟后来做了一个说明,他说中国的确要崩溃,但大概还需要三十年时间。我就批评他,这话等于没讲。我在演讲中提出了分析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四重概念:合法性、正当性、有效性和合理性。我试图用这四重概念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崩溃的问题。

就合理性和有效性而言,国家主义具有其他主义难以匹敌的比较优势,因为它把所有的国家资源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所谓 “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的高铁,从经济绩效来看,的确是个奇迹,五年就干了出来。我们坐高铁的时候,的确能感受到国家主义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改进。

FT中文网: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我们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得益者?这个大轮子碾压过去的人,比如失地农民,不会这样想吧?

荣剑:对中国改革40年,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估计,就是财富总量是极大增长了。当然它的分配结构有巨大问题,少部分人占有了80%或者90%的财富,而 80%到90%的人大概只占有了10%的财富。但我认为,总体上看,不同的社会阶层,程度不同地受益了,还是搭上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了。这个需要实事求是。就是说,这个制度安排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

但是,正如我在哥大演讲中所说,它的有效性正在衰竭,它的合理性正在变得不合理。比如说,原来倡导党政分开,这个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合理的,是一个进步,但现在又重新走上了党政合一的路,党国的制度取代了政府的制度。再比如,原来国企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了,现在国企索性变成党企了,变成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说,国家主义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衰竭,如果没有再进一步的改革,或者说不继续遵循市场化的原则来处理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它会走向它的反面。

我认为中国眼下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就是国家主义带来的,它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总根源。国家主义作为一个最强大的话语,学术界思想界的争论,都要受制于它的逻辑。一方面,它会排斥自由主义的话语;另一方面,它会充分利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和儒家的一些东西,把它们吸收进话语系统里,进行分工合作。通过儒家出面,来解决一个和传统对接的问题;通过新左派来跟国际上的左翼势力对接;再通过民族主义来调动民间的情绪,通过民粹主义来发动底层民众或愚弄民众。通过整合这些不同的主义,在国家主义的系统中,聚集起它的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支持力量。

FT中文网:如果大家都相信它,那么国家主义有什么问题呢?如您所说,水涨船高,无论哪个阶层都是受益的。欧美很多国家里,一代过得不如一代,但在中国,还是一代比一代富裕。中国的城市中产们到国外去,消费毫不手软。中国人都满满的国家自豪感。这样又有什么问题?

荣剑:所以说,国家主义问题是个大问题,当美国人在喊中国要崩溃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支持这个国家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大得惊人。我哥大的演讲里就讲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把价值判断放在一边,看两个调查数据。一个是瑞信的调查,认为中国有1亿中产阶级,另一是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说中国有2亿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标准是人均财富24万美金。不管取哪个调查数据,肯定都还是保守的,因为很多中国人的财富是很难调查清楚的,但这两个调查数据已经很惊人了。这些年,出国购买的主体已经不是那些所谓土豪了,而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他们在国外的消费程度,已经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的千禧一代结婚时,两边家庭一支持,就把房子买了。而在欧美,年轻人都租房子,五六十岁以后才可能买房子。去年我参加中学同学聚会时就发现,跟五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五年前,中学同学中有私家车的还是少部分,五年以后,私家车已经很普遍。

2017年上映、票房问鼎内地的影片《战狼2》,被视作将民族主义情绪推向极致之作。

这些情况表明,国家主义就像鸦片一样,大家都吸得很过瘾。从普通国民到国家领导人,似乎都支持这种制度安排,连海外的一些学者,包括弗朗西斯•福山这样的人,也已经被中国的发展所折服了。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这本书,完全是按照中国的发展模式来写的,先讲国家能力,再讲法治政府,最后讲负责制的政府,参照的是中国的经验。整个西方政治史的写作,一般都是从古希腊开始写,到中世纪,再到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德国道路,这被西方主流政治学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叙述框架。但福山却从国家能力和汉代开始讲。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对一些顶级西方学者造成了巨大冲击,以至于他们开始怀疑民主宪政制度的有效性了。至少他们认为,民主宪政或许解决了公正的问题、自由的问题,但没有解决效率的问题。而在中国呢,没有民主也没有公正,但有巨大的效率。现在不光是日本左翼学者、英国的新左学者,包括欧美的整个左翼,都和中国的新左打得火热。中国新左和国家主义的全面合作,在欧美左翼看来,似乎不再是一个要命的问题,中国巨大的国家力量,让他们陷入在迷茫之中。

国家主义最后在中国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它会不会被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所取代?我们现在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突破口。

FT中文网:您是说,国家主义存在很大的问题,但如果它崩盘,代价可能高出我们预期?

荣剑:国家主义的整合一旦失效,它崩溃所导致的代价,和现在国家主义在运行过程中社会付出的代价,可否做一个比较?很难比。我曾在《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一文中,提出了中国进一步改革的五个重大约束,分别是现有权力格局的约束、现有利益格局的约束、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约束、传统治理模式的约束,以及民族问题的约束。一旦这个控制系统失效,会出现什么情况?比如新疆独立、西藏独立,汉人能不能接受?我想只有少部分人可以接受。你现在跟企业家交谈,他们最要求稳定,只要现有制度不侵犯他的权利和人身安全,他就愿意接受这个制度,谁当总统还不是当?

这么说,并不是说要为国家主义辩护,我对国家主义仍然是持批判的立场。但我认为最好的路径,还是执政党内部改革,就是80年代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曾经畅想要延续80年代。这种路径,对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来说,可能是成本最小的改革路径。

FT中文网:您认为最优路径仍然是执政党内部改良。假设我们实行一种更开明的一党专制,中国能实现现代社会转型吗?

荣剑:对于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我提出过三个分析框架。第一个是刚才提到过的关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四重分析框架。第二个分析框架,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理论。

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形态的转型已经发生两次。第一次是殷周之变,从商朝到西周,建立了封建制,第二次社会转型是周秦之变,建立了帝制。现在是现代之变。殷周之变,我们搞不清楚它持续了多长时间,但周秦之变——从春秋时代封建制开始崩溃,到秦帝国建立,再到汉承秦制,确立帝国模式——大概用了500年。眼下的现代之变呢,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讲需要200年,而我说大概要300年。从1840年洋务运动算起,现在过了150年,只过了半程,还需要150年。不过互联网的出现,可能会加速这个过程。

我们对未来发生的事情很难作出判断,但可以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做出分析和判断。基于一个大的宏观分析框架和长时段来看问题,必须从现象形态下面寻找到更为本质性的规定。历史的突变是无法预言的,国家主义的体制,即使非常强大,也有可能在一个早晨就发生巨变。这类实例不少,但似乎无法进行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在一个国家可以发生的制度转型,并不一定会在另一个国家同样发生。这是对未来的困惑。但对历史和当下,研究者应该有责任提出一个可靠和有效的分析框架。在分析和认识国家主义的制度现象时,我谈到了它的合理性、有效性,看到它有着其他制度所无法比拟的比较优势,但是我同时也看到它积累下来的诸多问题,当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总爆发时,一定会产生的巨大能量,以致任何人都无法控制。

国家主义的制度转型,我们经常会参照历史上帝国转型的三个历史版本,一个是法国大革命,一个是苏俄革命,一个就是中国的晚清革命。我在评论金雁的《倒转红轮》这本书时就说过,历史上这几次超大型国家转型所提供的历史经验,都无法用来有效解释我们当下的现实。比方说,拿当下中国和晚清比较来看,晚清时中央已经失控了,士绅阶层已经相对独立了,底层已有动员了,但当下中国没有这些要素。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世界最庞大的国家机器,掌握了全世界最多的资源,这是晚清所没有的。

我在哥大演讲中提出了三个谜:中共在大概率不能取得政权的情况下,为什么取得了政权?在大概率下要崩溃的情况下——从1957年看似乎就要崩溃,彭德怀说了,幸亏中国工人农民好,否则都上街了;到了文革,中共历史决议也认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直至今天,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和潜在危机——为什么没有崩溃?第三个谜是,中国在大概率应该完成政治转型的情况下——按照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城市化程度,全球化的外部条件,加上改革40年的经验,几乎具备了和平转型的所有要件——为什么还是没有完成政治转型?在2012年时,许多人预言未来10年内有可能会完成政治转型,但现在谁敢下这个结论?这些都是挑战。

四、“新时代”中国:新威权还是新极权?

FT中文网:您对中国社会今天的性质如何界定?清华的郭于华老师认为中国已经从“党国”变成了“党社会”,党渗透入一切生产生活,与社会融在一起。您是否同意?“党社会”是国家主义最极端的一种形式吗?

荣剑:我不大同意郭老师的这个看法。这是基于我对中国的第三重分析框架,也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这是我从1983年做硕士论文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一个研究课题。

国家和社会存在着三个关系。一是社会决定国家,就是说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的委托,这里的国家指的是国家政权(state);二是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国家和社会是有各自明确的边界;三是国家和社会的统一,是指国家权力重新回到社会,社会自治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把原来委托给国家的权力逐步收回来了。现在很多欧美国家都是这样,社会高度自治了。

从中国最近40年来看,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程度的确是越来越高了。改革前,国家和社会融为一体,国家控制着社会的所有领域;改革之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社会自主的领域在不断地扩大,市民社会开始形成。国家在超常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社会的巨大的活动空间。一方面,党和政府的权力系统对市民社会的介入和干预,依旧司空见惯,比如对国民思想的控制,对国民言论的控制,对国民私权利的控制,对国民人身权利的侵犯,比比皆是;但另一方面,40年改革的一个重大成就,还是基本完成了国家和社会二元化,主要由市场机制所支配的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独立性日趋加强。由此造成了一个局面,国家的超常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各自处在两个轨道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可以面对面地讨论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在酒桌上可以自由地议论国是,我们可以自由地旅行迁徙。尽管有户口制度的约束,但是你还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地流动。改革开放带来了两个资源的解放,一个是土地资源的解放——当然土地资源的大头被国家拿走了,但还是给很多国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还有一个就是人力资源的解放,人力可以自由流动,农民可以进城,原来的身份限制被彻底打破了。你或许不知道,在文革时,我到一个地方去旅行,是要开介绍信的。因此,在国家主义发展的同时,市民社会也发展起来了。私有财产已经高度膨胀,民营企业占据了国家财富三分之二的份额。尽管国家侵入市民社会的事件还在不断发生,包括一些恶性事件,但市民社会的自我运行的机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边界也有了,人身权利的安全保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也被宪法所认可。

所以,在我看来,党(国家)和社会完全融为一体的情况,从改革以来,不是强化了,而是弱化了。虽然目前出现了大规模的倒退现象,不断地出现国家权力侵入市民社会的各类事件,比如非法拆迁、非法没收私人财产、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如果这些事件日趋普遍化和常态化,国家权力或者党的权力开始大规模地全面地进入市民社会,完全由权力机制来取代了市场机制,那个时候才可以认为从“党国”状态进入了“党社会”状态,党代表国家剥夺了市民社会的一切权利,国家和社会从二元化状态重新退回到一元化状态。这对中国而言,当然是一个灾难性的状态,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党国”体制或许已经形成,“党社会”体制则未必能够形成。现在“党国”要想全面侵入市民社会,彻底恢复中国文革前实行的绝对国家主义体制,几乎没有可能。

FT中文网:虽然没有倒退到那一步,但国家权力似乎已经成功地把我们都打成了原子化的个体,公民社会的成长空间被严重挤压?

荣剑:除了政治权利、言论权利以外,我认为中国市民社会的一些基本权利还是客观存在的,是受法律保护的。从人身自由到财产安全,从自由择业到自由置业,包括受教育的权利,可以出国留学——这是开发民智的重要途径,可以自由地到国外旅行,等等,这在绝对国家主义体制下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政治权利和言论权利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权利。你不讲话怎么行?但是在市民社会这个领域,当局对言论空间是无法彻底控制的,比如我们今天可以做这样的讨论,比如我在出租车上可以听司机骂政府,比如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调侃段子。这在文革期间也是根本没法想象的。那个时候才是党的权力和社会高度融合。国家,或者是党,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把社会整体控制起来,导致了在东德时期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告密者。文革时期,你在家里也不能自由地讨论公共问题,因为连家人都有可能会向组织去汇报。现在我们可以在饭桌上自由地讨论问题,我们可以在出租车上讨论问题,哪怕在大街上我们骂一下国家领导人,警察听到也不会把你扣起来,是吧?可能他心里也有这个想法。

国家主义体制之所以在中国还没有崩溃,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从国家的控制下独立出来之后,大大分流了政治上相当一部分压力,把它们分解掉了。90年代初期,如果说没有市场经济这一个领域被打开的话,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政治领域,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是政治矛盾,那执政党肯定早就承受不了了。比如说我吧,89事件之后,学校对我的事情处理完了,剥夺了我的博士答辩资格和工作的权利,迫使我只好在1990年7月份去了海南。当时很多人都去海南了。80年代的一批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因为受到了当时的政治冲击,有许多人选择下海了。这个普遍性的选择实际上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政治压力给消解掉了,推动中国从政治时代进入到一个消费时代。接下来的20年,中国为什么没出大事?就是因为这一批政治精英全跑到市场领域去了,不在政治领域折腾了。直到在市场领域又出现新的问题时,当这些新问题又在压迫他们时,他们才重新开始来思考这些问题,政治压力又重新聚集起来。

因此我的看法是,执政党如果不充分发展市场经济,不充分发育市民社会,只能导致它受到的政治压力会越来越大。把市场的空间打开越大,越开放,政治压力反而越轻。一方面,它可以由此获得政治合法性支持,经济上的发展可以换来它的政治生存空间和时间;另一方面,从技术策略上来讲,也很好啊,至少是把政治压力消解掉了,让潜在的政治反对派都成为商人了,政治压力不就减轻了吗?!因此,可以这么说,市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能够在一个时间里保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相对平衡。对于市民社会来说,只要国家不侵入到市民社会的基本权利领域,可以保证市民社会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保证市民社会的教育迁徙旅行这些基本权益,市民社会可能会让渡出政治权利和言论权利,市民社会可能会私下批评国家,但不会公开转化为一种针对国家的政治抗议行动。

国家目前完全是在限制公民社会建设,公民社会建设究其实质,是一种政治建设,公民诉诸的基本权利是政治权利,比如要求民主、法治和实现公民的结社、言论、宗教信仰、罢工、游行、示威等项权利。实现这些公民权利,当然意味着党国体制的根本性改变,由此受到极大的阻力,完全是可以想象到的事情。在所有转型国家的历史中,限制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威权国家的天然反应,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公民社会建设在中国所遇到的种种限制。但是,如果以限制公民社会建设的方式来限制市民社会的发展,甚至完全消灭市民社会所应有的基本权利,那意味着市民社会只有两个选择,或者甘愿为国家的奴隶,或者不甘愿为国家的奴隶而起来革命。

FT中文网:想请您再分析一下新权威主义的现状。它也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种思潮,而您与它有很深渊源。80年代新权威主义首次被提出后,引发巨大争议,您深度参与了那次争论。

荣剑:1989年围绕新权威主义的争论,是80年代中国思想界最大的一个公共事件,也是80年代影响最大、最广泛的一个争论,甚至影响到了八九事件。争论是在我和吴稼祥之间首先展开,时间是1989年1月16日,这一天的《世界经济导报》——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同时发表了我和吴稼祥的文章,吴稼祥主张新权威主义,而我则是反对新权威主义。借助于《世界经济导报》的巨大影响力,我和吴稼祥对于新权威主义截然不同的看法,迅速扩展成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径,是走新权威主义之路,还是走民主主义之路?我是坚持民主主义的,198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好出版了我的政治学专著《民主论》,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首部关于政治民主的著作,民主对我个人而言,是最重要的价值导向。施滨海曾经告诉我,我在2012年重新出来,写了很多文章后,吴敬琏老先生对他讲,很高兴荣剑现在回来了,他可是反对新权威主义的主干将。这或能说明,有关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已经成了中国知识人抹不掉的共同记忆,吴先生对我的赞许,是基于中国知识人对民主价值的共同认可。

FT中文网:在最近几年的政治气候下,新权威主义是否终于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可以被用来解释很多高层进一步集权的动作?

荣剑:新权威主义在1989年被首次提出来时,曾经流传着一个说法,说邓小平跟赵紫阳讲,他同意这个观点。实际上这是个谣传,邓没有说过这个话。对执政党来讲,它是不可能在理论上承认新权威主义,公开将它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为表面上执政党是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它怎么能搞什么新权威主义呢?新权威主义在执政党的理论谱系中是没有合法性的,不符合它一贯倡导的政治正确。正因为此,首先提出“新权威主义”这个词的萧功秦教授在支持重庆模式时,又创作出一个新概念“新保守主义”,来取代新权威主义的提法。我批评他说,重庆的薄熙来怎么可能用新保守主义这个概念?他保守什么?共产党一直以改革派自居,怎么可能愿意戴一顶保守主义的帽子?!保守主义是一个完全西化的概念,套在中国的现实上,岂不是不伦不类?你可以说它是新民主主义,也可以说它是新社会主义,但绝不可以说它是新保守主义。政治词汇的运用对执政党来讲是非常敏感的,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出发,执政党不可能公开承认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这类概念。

在理论上不承认新权威主义,并不意味着执政党不会在实践中实行新权威主义路线和政策,在实际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可以用学者们所说的新权威主义的那套标准来进行对照,看看其是否按照新权威主义所设计的路径前行。针对当前的形势,许多学者都在问,中国当下和未来究竟是新威权还是新极权?如果是新威权,那未来的目标还有可能转向宪政民主,新权威主义制度不过是人们可以忍受的一个过渡阶段;如果是新极权,那新权威主义所设想的宪政民主就会变得遥不可及。

2014年,萧功秦教授在用新保守主义概念取代新权威主义概念不过三四年之后,又重新打出了新权威主义的旗号,认为新权威主义的2.0版开始了,用我批评他的话说,新权威主义的灵魂附体了。但萧功秦并没有说明,新权威主义的2.0版比它的1.0版究竟先进在哪里。如果说,从邓小平强力推动改革以来,中国改革的运行都是在新权威主义的轨道上,为何在改了40年之后,新权威主义体制还没有向民主转型的任何迹象?居然还要升级到2.0版?这是不是意味着新权威主义以后还会有3.0版甚至4.0版呢?萧教授显然不想回应这些质疑,事实上,他也回答不了这些质疑。

在复杂的现实面前,理论和概念总是苍白的,不管是新极权还是新威权的概念,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的制度安排时,总是会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就新极权而言——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现行制度的性质就是一种新极权主义,我对此并不这么看。如我前面所述,极权主义意味着是一种绝对的国家主义体制,国家全面控制着社会的所有领域,但现行制度并没有达到全面控制社会的程度,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仍然是主要的社会结构,公民社会建设遇到重重阻力,市民社会却已经蓬勃发展起来。当前的制度安排,有所谓新极权主义的要素,也有所谓新权威主义的要素,何种概念更适合用来描述现行的制度安排,似乎都不尽然。因此,与其被概念捆住手脚,不如放开这些概念,建立起一个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来对现实的制度安排进行深入分析。

FT中文网:这么说来您还没有结论?

荣剑:不是没有结论,而是没有能够高度概括中国现有制度性质的概念,或者说,我反对用新极权主义或新权威主义来定义中国的现有制度。其实,我在分析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及其性质时,除了建立了我前述的三重分析框架之外,我使用最多和最有效的概念还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两个形态:绝对的(无限的)国家主义和有限的国家主义,足以用来说明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制度安排及其演变。现在可以判断的是,中国目前仍然处在有限的国家主义体制中。

五、中国与外部紧张关系加剧国家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FT中文网:中国跟外部世界的关系最近变得异常紧张。很多人抱希望于这次中美贸易战,希望它能倒逼中国深化改革。您有这种期待吗?

荣剑:通过外部压力来倒逼中国的内部变化或改革,这是许多人的一个共识。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的分析模式,对于当下的中国仍然是有效的。从近代以来,如果没有巨大的外部压力,中国晚清可能还在延续,就算晚清结束也会再进入一个新的王朝。日本也是这样,若没有黑船事件,怎么会有明治维新?东方这种社会结构,依靠的是一个自洽的封闭的系统,如果没有巨大的外部压力,可以按照原有的轨道和原有的逻辑一直继续下去。

中国目前面临的外部压力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是前所未有的。89事件之后,美国人担心中国会把已经向世界打开的大门重新关起来,所以他们主动和中国恢复接触,派特使来中国和邓小平谈,不是施加压力,而是给邓小平继续改革开放的动力。那个时候,中国很容易再把大门关起来,况且和苏联关系已经正常化,中国重新回到旧体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外部压力越大,回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现在不一样了,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国要回到旧体制,回到绝对的国家主义体制,首先遇到的阻力是来自于国民的抵制和市民社会的反抗。现在中国每年出国旅行的人数有上亿之多,出国留学的学生大概总有上千万了吧,这个时候,谁把中国的大门重新关起来,谁就是人民的公敌。谁敢这么做?

正是因为中国对外开放已经不可逆转,中国就必须承受巨大的外部压力对内部的冲击,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和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经济联系与交往,意味着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再幻想构筑可以阻隔中国和世界的万里长城,那是痴心妄想。面对这些逃无可逃的外部压力,当国者如何决断?聪明一点,借助外部压力,主动因势利导完成内部改革,把挑战转化成一种发展机会,这大概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相反,如果面对压力来个高筑墙、深挖洞,重建一个封闭系统,靠耗费内部资源来抗拒外部挑战,一定会出现难以预见的可怕后果。中国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毕竟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民智已经开化了,已经从一个争取民生的阶段进入到了一个争取民权的阶段,基本的权利主张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就在过去半年里,出了多少问题?我们可以预料,在这种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主动变,还能掌握一些主动权;被动地变,很难预料它的结果。

FT中文网:大概在2008年到2010年,“中国模式”的说法在国际上非常流行,当时还有“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说法。1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显得相当孤立。这次争端表面上看是贸易战,但骨子里应该还是制度之间的冲突。您觉得中国模式还有希望胜出吗?

荣剑:中美之争从表面上看,是贸易之争,从深层上看,是制度之争和价值观之争。福山讲过,未来的发展过程,是美国更像中国呢,还是中国更像美国?他还是很清醒的,坚信中国会更像美国,尽管他对中国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有一种“羡慕嫉妒恨”。就国内的各个阶层而言,对美国的偏好程度可能不一样,但我相信他们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去上学,更不用说那些权贵家庭早已经完成了向美国移民的行动了。现在世界上的制度和价值观之争,就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展开,以前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展开。两大制度之争的结果是,苏联解体了,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中国难道还要重蹈苏联的覆辙?

中国的国家主义的确是在2008年到2010年达到高潮。2008的奥运会和2010年的世博会是中国国家主义的两场盛宴,当时大家都沉浸在民族主义的狂欢之中,连我自己当时也有这样一种感觉,啊,中国真厉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拿出4万亿一下子给解决了,充分体现了国家主义在应对重大危机时候的应变能力和高效力。我们在身临其境的时候,会被国家主义的巨大能量所感染。现在不一样了,谁还会陶醉在国家主义所制造出来的宏大气象中?从前年杭州的G20峰会,到去年厦门的金砖会议,再到今年青岛的上合会议,场面极其宏大,极尽奢华,挥霍无度,但国民的反应是什么?几乎都是骂声一片,民意已经高度不能容忍这种做法。当国者还指望用这种制造出来的盛世气象来换发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中国梦,那真是不知今夕为何年了!

2018年5月,青岛上合组织峰会期间,被灯光照亮的建筑群。

再往回看,在2002年,章家敦说中国即将崩溃,国内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不是扯淡嘛?当时我哥哥从美国打电话,问我有这可能吗?我说怎么可能!当时有许多美国学者也认为不可能,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教授,在2003年写了一篇文章,对中国即将崩溃的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的制度还很有韧性,有调适的能力。2010年是个转折点,国家主义在这一年达到高点,之后就往下走了。一个原因是重庆模式。重庆模式的崛起与崩溃加速了国家主义的破产。新左派由于和重庆模式深度捆绑在一起,导致他们一个重大的学术危机,信誉被严重透支。重庆模式崛起以后,也引起了西方人的警惕,因为它太过分了,国家主义回到了红色传统,进行红色总动员了。重庆模式破产之后,大家似乎松了一口气,以为红色复辟不过就是昙花一现。没想到的,重庆模式并没有死掉,它从一个地方性实验成为一个全国性现象。从2012年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变化,表明人们的善良预期根本无法想象国家主义的恶性病变会以怎样的方式出现。

当国家主义的力量不仅试图扭转中国的改革进程,而且还试图改变国际秩序和国际主流的价值观时,那毫无疑问的一定会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警惕。美国朝野共和民主两党,美国左中右派,美国亲华反华派,前所未有地对中国达成了共识:要采取一切措施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的价值观在世界范围的扩张。邓小平原来确立的“韬光养晦”的国际政策,为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高速发展的20年,而美国人似乎也乐意中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发展,共享美国的丰富资源和经验,他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日趋融入到世界体系中,中国会发生向民主方向的转变。但中国现在面向世界的态度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中国非但没有转向民主,而且还要用自己的方案来改造世界,这不能不让美国人集体警醒,他们感觉上当了,被中国忽悠了。中国在和美国的百年马拉松竞赛中将要超越美国时,美国采取行动了。

中美20年的合作终结了?中美对抗开始了?世界新的冷战又要来了?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将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越来越沉重的外部压力。中国的内部问题积重难返,中国的外部压力接踵而至,在内外交困之下,国家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如何化解?中国的制度如何演变?

谁知道?天晓得!

(注:本文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编辑王昉 fang.wang@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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