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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我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邹至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是为中国建立适当的市场经济,涉及经济学教育和辅助市场非国有企业的建立。

今年5月26日至27日,海外青年华人论坛(OYCF)的年会在美国加州举行。笔者被邀请到会,陈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参与改革的经验。演讲主要内容兹陈述于后。

笔者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是从1984年开始。1983年10月20日,中国教育部的王泽农处长与王复孙处长到我在普林斯顿的家来访问。王泽农处长是负责推进经济学与法律的教育。王复孙处长在教育部的外事处服务。每次教育部派人到国外访问,必有一位外事处的官员陪同。他们邀请我回到中国帮助推进经济学教育。我十分愿意担任此事,便答应在1984年的暑期,当我不需要在普林斯顿大学上课的时间,到北京讲授经济学,并代教育部邀请几位其他著名的经济学家同往。1984年的6月我到北京授课。在当年的7月5日首次有机会与赵紫阳总理会见。(见下图)我们对中国经济学教育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交谈。从此以后,赵总理邀我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各种重要工作。

1984年7月5日作者首次与赵紫阳总理会面,发表于《人民日报》头版,作者提供

我当赵紫阳总理经济顾问的第一项工作,发生于1985年的夏季。我抵达北京以后的第一天,赵总理派人来我的饭店找我,说总理十分关心中国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因为在1984年的一年内,中国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增加了50%。我为此做了一个计量经济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经济模型来解释中国的通货膨胀。解释通货膨胀的变数包括货币供应与实质GDP的比例,货币供应对通涨有正面的影响,实质GDP对通胀有负面的影响。另一个变数是去年的通货膨胀,因为通胀发生以后有它的动量。我建立此模型以后,用它来预测1985年中国的通胀率,发现这通胀率不会太高,不会高于7%左右。我把这个结果告诉赵总理。这研究的结果笔者在1987年的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期刊发表。从1985以后我当了赵总理的经济顾问,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1989年六四事件的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1988年秋季开始中国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影响中国一般居民的生活。其实从1986年开始的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笔者在1986年以后从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没有注意在1986年至1988年中国的货币供应每年增加约稍高于30%。如果笔者注意这几年中国货币数量的增加,可以建议中国政府把中国货币增加是数量控制以避免1988年严重通胀的发生。

回顾中国政府决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有四。1.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满。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必须改变政策,以得到人民的支持。2.执行中国计划经济的领导,从过去的经验中,了解到计划经济的缺点。3.东亚四小龙,亦即台湾、香港、新加坡与南韩,实行市场经济以致经济发展成功。4.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痛苦后,中国人民愿意支持经济改革。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国务院最高级的委员会是计划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由一位副总理主持,在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一年,是由姚依林副总理主持。在1978年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中国国务院最高级的委员会是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该委员会是由赵紫阳总理主持。赵总理是该委员会的主任。体改委的日常工作是由安志文副主任主持。当时的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是其他最重要的委员。笔者受赵紫阳总理的委派与安副主任及刘副行长合作,参与体改委的工作。体改委的主要政策是由安副主任、刘副行长及笔者决定。举一个例子,在1980年代中国政府把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定得太高。1980年只用2元人民币便能兑换一美元。因为美元的汇率定得太低,中国居民不可能用两元人民币换得一美元。体改委的一个责任是把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逐步提高。笔者亦参与逐步提高人民汇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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