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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X

Space X与梦想

王一鸣: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哥伦布、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更需要一种罗曼蒂克般的发梦精神。

国家的高福利化成为科技发展的另一个掣肘。由于社会保障的强化、移民人口的暴增、网络时代的媒介压力,人命变得更为值钱,无论威权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高福利成为政府维系合法性的必然出路,而这挤占了科技发展的经济基础。2013年,当奥巴马宣布“猎捕小行星计划”之时,他为这项长达十年的总体规划提出了26.5亿美元的投资,当年的启动资金仅仅为1亿美元;同年,奥巴马医保支出近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10%。而在阿波罗计划蓬勃开展的十年间,NASA总共投入了254亿美元,折算至当前相当于2060亿美元,单个项目预算一度占到了联邦总财政预算的4.5%。然而在2017年,NASA只能抢得195亿美元的政府预算,占联邦总预算比例已经下降至0.47%。然而即便是这一数字,也已经是全球剩余国家航空预算总和的两倍以上,相比之下,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多年来只能维持在10亿美元左右的预算。钱是决定科技发展的绝对标尺,“协和号”客机之所以永远地离开了历史,核心原因就是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暴增,仅仅是在跑道上滑行的一段距离就抵得上一量普通轿车半年的耗油量。这一数字最终令英航和法航望而却步,他们都已经是逝去许久的帝国,不需要承担这种发梦的责任。

最后,全球性公共议题尚未准备好为科技发展预留空间。近年来气候变化、灾害治理、贫困问题一直占据着国际社会的公共话语霸权,公共议题愈发为各国的国内政治需要所绑挟。在确保各项议题政治正确的同时,有关人类更高更快更远的很多根本的命运问题被束之高阁,缺乏应有的好奇和担忧。外太空、外星人逐渐退化为只有科学家和科幻爱好者才会感兴趣的课题,政府往往懒于顾及,在遮遮掩掩之间将很多陈年旧事有意无意地翻来翻去。

在这样的意义下,Space X的成功发射令人快乐,尽管大约是一种好莱坞式文化建构而出的快乐,但同时也的确是一种因发梦而来的理想主义般的快乐。

美国对于私有部门权利的保护和重视是这一切的基础。在Space X以前,马斯克在Paybal和特斯拉上已经取得了成功,他所先后挑战的是传统的银行支付手段、各大汽车和油气公司、洛克希德-马丁这样的军工复合体,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马斯克成功抢食了市场,逼得汽车业整体向新能源转型,逼得NASA回过头来向Space X索要订单。他在政坛也能够找到自己的支持者,加州民主党人是他稳定的后院,共和党大佬约翰•麦凯恩也多次为其站台。在任何领域,美国的独立中小企业是能够凭借自身实力寻得立足之地的。2008年以来的页岩油气革命,最开始在不同油田精耕细作打拼出来的几乎全部是当地的中小石油公司,在他们以下是无数的渴望提供钻井、运输和其它油气服务的小微企业,再以下是不计其数的土地掮客、基金交易员和银行贷款人,这些人共同构筑了一个完全竞争、充分释放活力的产业市场,一切就绪之后,只待大型油气公司通过一场收购注入充分的现金流,压裂车转而吼声震天,油气从页岩缝隙中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现在这一场景正在航天领域重现,正如电影《教父》在一开场,意大利商人的那句致谢——“I believe in America, America has made my fortune.”美国的私人企业可以创造财富,也可以成为这个星球的梦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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